西部新农人网讯;有这样一群参赛者,不光鲜,不善于表达,甚至还会被认为“土气”。
这几年,盐商杯创青春的赛场上,西部新农人的身影,看起来很低调,模式也不算最新,甚至有人误认为“苦大仇深”,着实很冤枉。实际上,新农人是县城的创业英雄,他们一头连接农村,一头连接外界。他们执着地改变世俗的偏见、改造农业的同时,试图改变西部县城的创业生态。
创业,免不了褪一层皮。新农人在西部县城创业,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?不玩虚的,是他们共同的特点。所处的软环境,比不上东部省份,创业观念相对落后,他们免不了碰“软钉子”。
枸杞吃起来香甜,线上根本不赚钱
吃完中饭,观众不多,正在参赛展示项目的冯思齐泡了一杯枸杞水。长相成熟、皮肤黝黑、还略微有将军肚,25岁的他来自宁夏的红寺堡。带着西北男孩的腼腆,有参观者驻足,他才会给人介绍。
“21岁就回家,帮着父亲做枸杞生意。”说起创业经历不徐不疾: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种了300亩地,摘下来的枸杞卖给“二道贩子”,价格太低,他回家看到宝贝疙瘩贱卖,心里一百个不情愿。
这样下去可不行,冯思齐动起了脑筋。种植鲜果原来只买5元钱,自己加工烘干处理干净后,利润就有5元。2014年,家里再扩大种植100亩,注册了商标,创立了益民中药材有限公司,还办了食品质量认证。新农人有一个特点,有十足的把握才舍得投入,他决定:再扩大500亩地种植。
商品怎么卖?在他们家,分工明确:父亲老冯种植,儿子小冯销售,就连在西安工作的妹妹也没闲着,兼职在网上卖枸杞。
创业史,就是一部个人血泪史,别人看起来浪漫,自己经历起来狼狈。在西部创业,他说不简单,难!自己走了很多弯路:有人告诉他,南方枸杞生意好,由于没有看出对方破绽,他被骗了几万块钱。说的时候眼圈一下子就红了,半天吐出一句话:“别人吃到的枸杞是香甜的,自己品,里面却有很多教训。”
都说网上卖东西容易,在他看来,最痛苦莫过于使出浑身解数,也赚不到钱。冯思齐说:“我们不敢包邮,首重就要8块钱,没办法,成本就放在这里。网上价格竞争太激烈,平台的运维费不低,还要雇人,一年销售十万元左右,实在赚不到钱。”
没有人脉、信息不灵通;基础服务差,快递费贵;家里底子薄,经不起失败……在西部县城创业,这是年轻人无法绕开的障碍。有创业选手说,西部创业的年轻人必须要像孙悟空,能七十二变,才能存活下来。
农产品赚钱,还是要靠线下,他把枸杞深加工,分成五个等级再销售,从十几元到百元不等,利润比原来多出20%。靠线下,但必须精细化,这是他的盈利空间。在当地,他正筹划优质枸杞交易平台,希望有自己的枸杞检测设备,只有带着种植户,才能掌握话语权。
在西部县城,偏见的“潜文化”是最大阻力
没有背景,不是富二代,张立军成为县里能人,一路上磕磕绊绊。他性格开朗、来自新疆库尔勒铁门关,他的用沙漠植物叶子做茶的项目格外引人好奇。
碱水桑树、沙棘、甘草和枸杞这些沙漠植物,做成茶运动饮料,行不行?这是别人问他最多的问题。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他有能耐在沙漠里种出茶叶来,不是吹的。这得从2009年说起,他设计了沙漠植物育种钵——植物长到10至20厘米,在沙漠种下之后,30天内不浇水也不会枯死,为此还申请了专利。
做成茶叶,张立军还自己设计,模仿内地常见茶叶小包装,一大包200克。然而,市场反馈让他吓出一身冷汗:“包装太大了,看起来太贵,内地消费者接受不了,一般一大包也就45克和60克。”
不了解市场,让这个西北汉子吃了一个亏:“在新疆生活惯了,总觉得东西多了才好,不了解内地的消费习惯。”
兜兜转转赚点钱,不容易,他却全部都砸到沙漠里建厂房。难道是疯了,放着好日子不过?周围人不理解。还好,当地团委比较支持他,经常带着志愿者帮着他种树,还设立了青年林。
创业之路起起伏伏。在别人眼里,看见的是他没赚到钱,在他心里,感受到的是社会压力。有人背后说他瞎忙活,让他更尴尬的是,帮过他的人热情也下降了。虽说是人之常情,但在县城这个熟人社会,他得默默承受这些。
有一位参赛的西部新农人感叹,名次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。举例来说,拿了优秀奖,很多政府领导也会表扬一下,但完了就完了。如果拿了一等奖,才会引起政府部门一把手注意,各种政策也会随之而来,这是一种苛刻的“潜文化”。
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选手认为:“西部县城的一些政府部门,对如何鼓励创业也感到很迷茫。”
张立军分析,政府部门也不敢轻易地帮助创业者。若拿钱补贴,万一失败了,会被质疑是否存在交易。帮与不帮,政府部门也会处于两难境地。
如今,各种创业大赛有很多,但有人并不认同,即便获奖了,也不能代表市场就认可。张立军认为,共青团中央举办类似创业大赛,就是一个筛子,对于西部县城的创客来说太重要了。获奖后,大赛就起到背书作用,降低了一些政府部门的担心,创业者就能名正言顺地获得更多支持。慢慢地,社会对创业的宽容度也就高了。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时发现,与东部地区相比,创业对西部创业者的个人要求更高,更要妥善处理好与市场、政府有关部门和团队的对接工作。
有资本和技术的新农人开始挺进农村
90后新农人金扬程,这一趟参赛收获不小,捧了一个银奖回家。富二代、浙江人、海归,这是他身上的标签,大家想不到他跑到青海久治县,做起了县城的新农人。
“当地环境太艰苦了,特别想为当地做点事情。我发现当地牦牛肉品质很好,与家人商量后,决定留下投资。”与很多新农人不一样,金扬程并不缺钱,但必须面对的是海拔3000多米到5000多米的恶劣环境。
建厂,把第一车原料从西宁拉到当地,光路费花费几万元,“路程太远了,好多司机也不敢去”。这些困难出乎他的意料。
难题接踵而至。土地流转,当地很多老百姓不能理解,由于文化差异,甚至还发生了摩擦,他只能多次和牧民商谈。他们找到一种合作模式,选好种牛,交给牧民养殖,一年左右牦牛长到110公斤,按照3000元回购,自己再经过3到6个月的补饲,再出栏。以前,当地牧民4年的养殖周期,每头收入也就8000元。如今,看得见的增收,让牧民效益最大化。
金扬程与当地牧民“捆绑”起来,成为利益共同体。他自有草山2.35万亩,现有员工180余人,受益农户约1500户,销售额超过亿元。凭什么这么牛?背后有资本支撑。让其他新农人眼红的是,他的核心竞争力是在大城市建立高端销售渠道,还给运动员提供牛肉,实现冷链+空运配送。
公司虽然走上了正轨,但金扬程也有苦恼的时候。招募十几二十个年轻人去当地,开出5000~8000元的月工资,但最终留下的只有两三个人,靠谱的人才难找。
与苦哈哈创业的新农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金扬程等有资本和有技术的新农人,也开始挺进农村。这也是大趋势。一旦找到合适的项目,发力,坚持下来,他们的收益并不比其他行业差。对小而美的创业者,无疑会形成冲击。
在陕西,沙漠变成农田,可以通过土壤“搭配”出来——1987年出生的姜义亮就做到了。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博士,带着其他几个博士同学开公司创业。“陕西榆林北部地区多是沙地,地下水位比较浅,降雨时水留不住,马上下渗了。周围有砒砂岩,遇水成泥。我们就地取材,经过复杂的配比混合,能把沙漠变成耕地。”他拿着装着土壤的玻璃瓶介绍说。
治理一亩地,不便宜,大约需要8000元。他很苦恼,很多农户觉得成本太高,只能政府买单或者补贴。姜义亮直言,从2015年到现在,公司平均利润率在50%以上。高产出背后是高投入,在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,他修建了新实验室,仅这一项,就一把投入300万元。
治理盐碱地、重金属污染土地,这些都是他们团队擅长的领域,效益好、收费高、研发贵,是这个行业的特点。如何让农民也用得起、降低成本,是他的创业目标,他希望不久的将来解决这个“卡脖子”的难题。
拿着电商的“旧船票”,无法登上赚钱的“快船”
“这一次比赛,生鲜类电商项目打分比较低,这个行业已经过了群雄割据的时代,到了‘寡头’时代。”团陕西省委青年发展部筹备组组长魏延安直言,“创业青年拿着电商的‘旧船票’已经无法登上新的‘快船’”。
作为农村电商专家,魏延安呼吁,西部县城创业青年,不做电商,而是做电商的服务商,反而是片蓝海。他举例说,去年双十一期间,出了一件怪事:陕西有一个县打包带都用完了,没地方买,告急,最快就是从浙江温州调运,但需要一天半的时间。荒唐的是,那段时间,电商们啥事都干不了,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打包带运到。
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,有资本和技术的新农人也纷纷来到基层。他注意到了这一趋势,“西部县城创客不妨另辟蹊径,做好资源整合的服务商,就会有饭吃”。“整个电商平台竞争太激烈,草根创业太难了,甚至从0做到1都很难,创业者不要人人都开店卖货。”魏延安说。
县一级政府有关部门该做些什么?魏延安支招,“以前政府开办一些创业培训班,这是前端对创业者的启蒙。但后端的服务很少。政府不妨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,对县城新农人进行补贴,比如创业者购买美工服务,政府给予一定补贴。同时,政府可以把基础设施‘修好’,比如对快递进行补贴,在村镇修建好宽带和4G网络等”。
年轻人徐国超一直从事创客服务工作,作为青海青年创业园孵化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,他看到了这些新农人的新变化——从靠政策吃饭转为靠市场吃饭。以前,看到政府出台相关政策,新农人就扎堆“抱大腿”,甚至出现报了项目才创业的现象。如今,县城的新农人,在这一轮创业中更加理性。不少人学会先看清楚项目才开始创业,而不是扎堆吃政策红利。
徐国超坦言:“在西部县城,我们不需要上市企业,而是需要更多年轻人立足本地创业,把市场盘活。”
创业,就是让西部县城有“活鱼”,共青团组织该如何服务?有的新农人发愁:要卖农产品,但由于规模太小,食品安全的认证手续不全。徐国超想了一招,在推介这些产品之前,要求创业者所在的乡镇书记、镇长白纸黑字推荐,县里面分管的局长签字,层层背书,严格保证质量,团组织再负责向外推销。
“帮助县城的新农人,光请他们开会座谈,给他们临时的政策,太虚了,这可不行!要给他们看得见的好处,这才是服务,才谈得上团组织对他们的引导。”徐国超说。
责任编辑:张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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